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也是一个转型期：如果说上一代的努力是为了物质生活的丰富，而这一代的追求便是为了个人精神的独立。在这股思潮中，龙应台自1985年在《中国时报》刊登的一系列杂文，也就是后来集结成册的《野火集》，对80年代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早年听说龙应台和她的《野火集》，是源于高中文艺男青年曾子同学对这本书的厚爱。尽管语文老师老姚经常批评曾子同学的作文，说没有中心思想不知道表达的是什么云云。我以为，写出来让人爱看爱反思爱反刍就很NB了，一群思想何必有中心呢？没有中心的思想总比有中心的假思想好。
父母虽然鼓励多读书，可是实际上，天底下的书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几乎不予以指导，幼年没有接触此类文章，实乃憾事。反观自己小小年纪就早早地没了锐气，认为：你的意见是你的意见，我的态度是我的态度，既然你无法说服我，我也没有必要说服你，我们又何苦为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吵得面红耳赤呢？所以我一贯“中庸”且保留态度。对周围的无论是言论还是科学理论，基本上无甚评价：“哦，是这样啊。我知道了。”我们多年的教育也只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却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死板的教育把我们调教成乖巧听话聪明的“好少年”，却从未教授我们年轻人应该有锐气，有质疑权威的能力。
锐气往大里说，是血性。我最近就经常感叹，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就没有血性了呢？美国的孩子看变形金刚，日本的孩子看奥特曼，中国的孩子看蓝猫淘气三千问。稍微有个打打杀杀的，听说有个“虹猫蓝兔七侠传”摆弄了刀枪，硬是给禁播了，当然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也就不多说了。人家小河北骂两句，郭德纲选择江湖气，怎么就祸国殃民了？？
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当年的台湾与今日的大陆是如此相似（本来嘛我们都是中国社会）。潲水油、毒奶粉、考试泄题、工业酒精酿酒、鲁莽驾驶、污染等等这些也不仅仅是我们大陆的问题。
旁听则暗，兼听则明。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要学好英语的原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总是可以更上一层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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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与评价（注）
因为在战乱或荒年里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去帮助别一家，这慷慨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价会，要是太慷慨，生存机会便相对减少，甚而不免饿死。所谓物竞天择，在战乱荒年里，有慷慨性格肯于帮助别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选择，这种畸形的自我选择与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义特别发达。
任何房客都没有权利把租来房子的屋顶拆掉、地板挖空、墙壁熏黑，因为将来还有别的房客要来。
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反而可能显得愚钝
近代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即曾说过：“学问毕竟是为了生命⋯⋯没有生命的学问，无用也！”这段话对我们那些急急忙忙的学生们特具意义！
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个心理怎么解释？
面对社会问题的三种反应：1)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2）你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3）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实情。三个回答：1）台湾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2）本身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情绪化的反应，真正的问法应该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在某方面这么进步？这某方面的进步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如果是我们想要的，应该如何效仿？3）凡是西方的，都不符合我们实情吗？
他骂党，因为他不知道政府哪一个部门负责那一桩事，路上有坑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找谁负责；换句话说，当他要争取权利的时候（譬如行路无坑的权利），他并不知道有什么管道可循。
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怎么能够“不干涉”？
没有过去，现在就没有意义，未来就没有方向。古迹，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流行的装饰；古迹，是我切身的、不可置疑的需要。（古迹是情感需要）
台湾不能实施真正的民主，因为台湾的人民还没有那个水准。这次高雄市民的表现可以作为对这种说法的反证。我们的人民显然渐渐了解到“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一种罪恶。（注：刘瑜在《告别印象主义》一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调查：通过对江苏12县的调查发现，这12个县的抽样农民里，82% 认为村支书应由选举产生，近60%认为最高领导人也应选举产生。多数被访者甚至坚持，即使选举带来混乱也不应放弃。至于市场经济，就调查当年来说（2000年），大多数农民支持市场经济，支持率比北京市民还高。“小民意识”就真的那么严重吗？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1.调查所抽样的江浙地区是我国的发达地区。2.即便是发达地区，不也有大众群体疯狂的情况么？譬如荷兰黄金时代的郁金香热。难道清华北大的才子们相互拆台——C语言门、关机嘿咻门——这些就不小农么？）
《啊！红色！》一文怒斥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女士因有上诉指出李再钤的雕塑颜色像中共的红星而擅自花八千元将其涂为银色。突然发现，在清明节去西安游览时曾在华山之巅与其有一面之缘：我着实是为这位老太太的自信而又干练的精神气所深深折服的。当时她一再强调自己是台北美术馆第一任女馆长之类云云，当时没能仔细记住她的姓名——大概是surui什么的。想不到竟然四个月之后的今天在龙应台的书中见到，还是批判她的。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以后出去玩还真得与各地的朋友多聊聊。
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南非的白人简直是廿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非洲大陆！（WIKI: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不但引发国内的反弹与抗争，更引发国际社会的攻击与经济制裁；1989年戴克拉克担任南非总统后，便释放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的曼德拉，并且于1990年解 除戒严；1991 年南非共和国废止人口登记法、原住民土地法与集团地区法，在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1993年，戴克拉克因对南非的 民主贡献，与曼德拉一同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这样“可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伊索匹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要我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等于是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图解学游泳，却不沾水，或学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
相反的，一个开放地区的刊物，通常，在称颂美丽的森林同时，或许会提到酸雨污染的威胁；介绍纯朴的山胞时，也许会说到物质文明的侵略；赞美富庶的农村时，就不免提到农村人口的流失⋯⋯你拿东德与西德的画报一比较，就看出很明显的态度上的区别。”…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更不忌讳承认启己的丑陋。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声势浩大的“野火”其实只是一只猴子，台湾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声，许多老虎的吼声。
一位读者：我的宝贵的少年时代几乎是在“铁窗”里度过的，留了那么难看的西瓜皮，及膝的黑裙，看本《京华烟云》都是偷偷摸摸的。十五岁那年看到赫塞那句：“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初恋的青年；实践着伟大英雄的行为，却没有能力去履行日常的无聊乏趣功课”。我就泪眼汪汪。二十一岁看到《夜游》里的麦珂说的：年长的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对年轻人嫉妒得要死。他们除了想尽办法折磨年轻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出气的法子了。
《龙应台这个人》
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
可以对天对地对世界，不说一句话。
我不想赞美也不想道歉，不觉得骄傲也不心虚；整个森林也无话可说。
到现在，她还会问：是谁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女孩子交往要“单一”？差点害死我！我以“敢说话”而受到赞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个讽刺。
难道写《野火集》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愚蠢幼稚的一面？
九十年代的台湾，跟八五年的台湾不同了。八五年的台湾是一个在蒸汽锅里，被锅盖盖着，沸腾了四十年，汽没处发的时代。整个社会需要代言人，我适时出现，就被当成文化英雄。现在锅盖已被掀开了！他们自己可以走上街头，不再需要文化英雄来代替他们说话。现在的台湾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自信的社会。
一个人的判断，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是全面的。你只有去设法扩大资讯的来源。（注：一个人的认知终究是片面的，客观很难达到。或者说，客观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比如说我们对郭德纲事件的认知。）
我常常第一眼就可以从对方的眼眸中直觉到是否是一个可能的朋友。
假设布袋莲生长的速度是每天一倍，而有一座池塘会在三十天内长满。那么在第什五天时，布袋莲还只占了整个池塘的三十二分之一，对很多人来说，可以根本不觉得池塘中生长着布袋莲，即使到了第二十九天，还有半池塘的水面，只是再过一天，就完全没有水面，全是布袋莲了。极权的势力只要存在一天，就如同那株小小的布袋莲，无声无息地在那里滋长，如果没有人一再地提醒，或者把这种恶势力铲除，它就会像布袋莲那样突然之间，不声不响满布着整个池塘。(注：这个比喻是属于中国传统的格物致知，还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类比？)(金庸群侠传里武功等级的设定是：有些武功即便到了第九成，其伤害与初学仍旧无异：只有到了第十级才瞬间又石破天惊的威力。就像看美剧学英语，你看个三五部与不看没有任何区别，只有通过海量的反复观摩，才能马到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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